戴震则进一步提出分理的学说，否定了形而上的性理。

那么，心学派便以本心、良知之发用为乐，二者都是从本体体验上说明心中之乐。他作《礼论》，又作《乐论》，就是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的。

[64]《邶风》七，《诗广传》卷一。但是，如果表现出来的情感不合于道，就会产生淫乱。荀子则相反，他认为审美原则是客观的、社会的，主体只有通过心智作用，接受社会的理性原则，才能使自己的情感需要得以实现。王阳明更是直接把乐说成心本体，与良知合而为一。[18] 这样看来，和孟子着重于主体自身的内在体验不同，荀子更强调社会化的作用，主张接受性理论。

孔子还谈到山水之乐，这就更富有美学意义。[16] 性、情、欲既然是天生而不可免，因此就是人人所不能无，但又不能顺其发展，因此就需要节。这与一元化的经学传统不无关系。

他晚年提出直觉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由此便有所谓激进与保守之说、西化与本位之说、科学与传统之说。科学派批判玄学派说，欧洲大战是欧洲文化的破产，科学并不负责任，科学是双刃剑，既可以对人类有利，亦可以对人类有害，这显然是有说服力的。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从儒学中吸取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而不是建立儒学体系，在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时代，儒学不可能占统治地位了。

多元纷呈的局面来之不易，它必将为新哲学的产生创造条件。政治大一统的问题，确实需要统一的法纪，建立一套社会架构，但不能由此限定学术发展，关键在于辨明学术与政治的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确实走了一条很独特的道路。唐君毅出版多卷本的《心灵与境界》，提出九境之说，按照主—客—合的模式，将世界上的各种哲学统统纳入九境之中，而以中国的天德流行之境为最高境界，表现出他的宇宙情怀。他特别重视矛盾规律，强调矛盾斗争的作用。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新时期，也是中国哲学由古代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转变的新时期。

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与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在学术界发生了一定影响，但相比之下，英国的功利主义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一致，但容易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培根的实验方法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倒是不容易接受，特别是笛卡尔的天赋观念与普遍理性的学说，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种不很习惯的思维方式。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中国的形势，发表《论持久战》以及战略战术问题等许多文章，对这场战争的性质、特点进行了分析，将辩证法运用到实际作战中，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这使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有知识就是有真命题，真命题是表达事实的方式，而事实是所与和意念的混合物，是与客观的本然世界对应的。

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接受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中的进化思想，特别是章太炎，已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二人从中得出不同的结论，前者主张渐进的改良，而后者主张激烈的革命。总之，真理是公认的能解释自然现象的方便假说，因此没有永久不变的绝对真理。

他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入手，接着对《小逻辑》进行翻译与讲解，付出了辛勤劳动，也获得了重大成果，他是中国的黑格尔专家。一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特别在价值观上主张保持本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振兴民族精神，不能也不可能离开本民族文化的根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毛泽东还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问题，特别强调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实现对立面的转化。其色心无实、只有此变之说则突显了转变的观念，不仅要转识成智，而且要裁成万物、辅相天地，完成生命本身所负的使命。他从人的意欲出发说明文化，将文化界定为生活样式。怀疑确是科学研究与哲学发展的根本精神。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意义更为重要，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使中国走上世界历史，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发展科学技术。他提出知难行易说，一反传统哲学中的知易行难说，不是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而是为革命实践制造舆论。

他把康德的道德自律与儒家心学的良知、心体性体或仁体结合起来，将道德本体提升为宇宙本体，以此区别于康德仅由道德讲形而上学，而是变成由道德进至形而上学，变成既道德又宗教的哲学。只要有良好的规范化的学风，百家争鸣可以历久而不衰。

其实，儒家和道家都缺乏公民意识。人的目的又是由需要决定的，实践的结果如何，是不是达到预期目的，就要看实践所造成的变化是不是满足了人的需要。

康德认为，人是有缺陷的，不可能有智的直觉，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另一方面是由于康德哲学过于思辩和理性化，与现实问题相距似乎太远。

中国古代缺乏社会架构的理论，与缺乏学术独立，依靠某一派哲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来实现大一统不是毫无关系。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石里克的学生，接受过逻辑实证主义的严格训练，可说是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方法问题始终是冯友兰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在贞元六书的最后一本《新知言》中，他专门总结方法问题。但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未能开出认识论这一个领域，金岳霖可说是第一个自觉而又有系统地建立中国认识论的哲学家。

这种涉及哲学实质问题的对话，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是很少的，但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在于，不能由此否定中国哲学的成就与贡献，正好相反，应当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中国哲学的特殊贡献，进而在对话中，在综合创新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牟宗三之后的新儒家们，已经开始发生分化，而且以更开放的心胸对待中西哲学与文化的问题。在中国，最早介绍、研究罗素哲学的是张申府。

哲学一词，固然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我们讲中国哲学，也使用大量的西方哲学的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或独特性。当时介绍达尔文主义的还有梁启超等人，他的流畅优美的文笔，使他的介绍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大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源，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与天即自然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万物是朋友关系，不是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其意义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提倡一种精神境界，要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西方哲学重视人的智性、理性（后现代哲学则对此提出了批判），而中国哲学重视人的德性、性理与情感。金岳霖又著《知识论》一书，开辟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一个新领域——认识论领域。

其实，中国哲学中还有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珍视，值得我们弘扬。这同西方近代以来以主宰自然为目的的人类中心论是不同的，且有助于克服人类中心论所造成的危机。

这就是科学实验的态度。胡适认为，实验证明很重要，是一项科学的工作，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就体现在这里。

不是从某个现成结论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任何结论都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中国哲学而言，首先是冲破了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束缚，能够自由地多视角地进行研究，开拓出许多新领域，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且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